从宿迁到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言行，常会引发公众的关注，或追捧，或责难；或赞同，或质疑。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有人说他大胆整顿官风，有人说他“耍大牌”、“杀鸡骇猴”……

　　最近，昆明的两起事件一下子把“政坛明星”仇和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下子把“昆明风暴”推上了顶峰。“电话门”、“瞌睡门”是当前“昆明风暴”的焦点。围绕这两起事件，我们从人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三种心态。一是支持铁腕治吏，给官员戴上紧箍咒；二是担心仇和新政能走多远，毕竟这是在挑战官场惯例；三是反对和仇视仇和新政，持这种见解的人，或公开作对，或暗中抵制，或不以为然，或以“法治”、“制度”的名义反对。

　　于是乎，我们发现一些人视仇和在胡搞、乱搞，说他在搞“人治”，不讲规则，不讲制度。因而，一些人就替“瞌睡局长”叫委屈，说因为一个瞌睡就被勒令辞职，太夸张了，太大惊小怪了，这难道不是一种霸道作风吗？一些人质疑“公开领导电话”是职责混淆，是作秀。

　　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些人的复杂心态，特别是那些身处官场的官员们，无论是在仇和手下的，还是不在其手下的，那种感觉很微妙。在今天，可以说，与其它行业相比，官员们的工作环境舒适，除了升迁的压力外，其它压力较小，更有少数人上班懒散，迟到、早退、旷工，玩游戏、炒股、网上聊天；还有少数人，当太平官，做好好先生。

　　笔者认为，仇和的“致命”之处，在于要打破这种官场不良习气，试图清除一批懒散、漂浮甚至腐败的官员，在于致力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官场，在于塑造一批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的官员。尽管其推进方式有可能过于激进，但我非常理解，在今天，我们的官场最缺乏的就是强劲的执行力和落实力，我们也制定了很多好的制度，也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也产生了很多好的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力打折”等现象屡禁不止。每个人似乎在谈起“法治”、“制度”时都有板有眼，可实际上不过是纸上谈兵，真正执行起来，又有多少人有这本事、这胆量、这决心。制度也好，法律也好，毕竟是死的，这执行还必须要有人去做。

　　当我们看到胡总书记、温总理反复提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胡总书记、温总理情系百姓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仇和们“铁腕治吏”的时候，我们绝对能感到一些人的“坐立不安”，因为他们的信念已经动摇，因为他们的固有工作、生活规则将要打破，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不安”。改革的进程必然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必然有很多的阻挠，我们祈望仇和式的官员一路前行，一路走好。

　　不要“鄙视”“铁腕”，只要他是为了推进“法治”和“制度”的实施，只要他是为了百姓和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就应该大胆的拥护与爱护。我们宁愿看到一大批“铁腕治吏”的仇和式官员，却不愿意看到“铁腕治民”的官员们。

    （注：“电话门”是指《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五区一市八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职务分工等，该报纸被群众一抢而空；“瞌睡门”是指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一次讲座上，因打瞌睡被市委书记仇和当众点名批评，不久蒋被勒令辞去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