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芷津，53岁，中共党员，法医学博士，现任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院长。1983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他刻苦钻研，利用自己精湛的法医学知识为侦查破案服务。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多个国家重要案件的侦破工作。在公安部刑侦局工作期间，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案件的侦破和多起空难事故的调查工作。2004年调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工作后，他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在大量疑难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带领下，2005年北京市公安局勘查现场数量同比增长42.4％，位居全国前列。左芷津曾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左芷津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活泼，眉眼很生动，行为举止又很绅士，在进门、落座这些细微之处，总是让身边的女士优先。

　　这，跟修养有关，跟他曾四届十二年连任国际刑警组织法庭科学大会组委会委员和技术协调员的经历有关。他凭一缸洗澡水锁定真凶，靠一抹焚烧后的人油痕迹破获谜案；他曾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用流利的英语交流共事；他拥有法医学博士学位和三级警监警衔……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某种无言的张力和睿智的魅力。

      记者问他，对于一些报道中提到的“博士刑警”、“学者警官”、“北京神探”等各种各样的称呼，最喜欢哪个？左芷津回答得很干脆：“刑警。”他最反感的就是神探，因为“神”这个概念是超自然的、与人是对立的，所以“根本没有神探这回事”。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警察，左芷津曾经在国际刑警组织的舞台上，展现中国刑警的智慧和风采。现在，刚刚就任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院长的他，觉得自己的目标是——培养“文化警察”。

　　“‘文化’‘文化’，‘文’能‘化’人之谓也！警察，必须受过历史教育、世界观教育和为人处世的教育，人格必须是健全的，要有人文关怀的意识。假如他们在学校里只学了擒拿格斗和破案技能，却没有经过‘文’的‘化’，再大的本事也不过是块粗糙的毛坯，而警察应该是‘金刚钻儿’！”左芷津这样说。

　　关于这个问题，左芷津的行动和思考似乎从没有停止。

　　去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一篇电视新闻报道引起了左芷津的注意。画面上，很多一次性塑料手套随风飞散。那都是民警在勘查现场后，没能及时清理的废弃物。他随即迅速起草了《文明勘查现场妥善处置现场勘查废弃物的规定》的文件。从此以后，每次出现场，左芷津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留意勘查人员在现场时的行为举止，而他自己也会身体力行，看到丢弃在现场的勘查手套、鞋套，他就会弯下腰一只只的捡起，一次两次三次，他的行动慢慢改变了周围同志的工作习惯。

　　左芷津告诉记者，新时期的警察要给人一种很文明的形象，充满了智慧的形象。“我们现在规定夜里进小区警灯都不能亮，为什么？警灯是很晃眼的。再有就是高声说话，这绝对不行，为什么？我们警察在那儿熬夜工作，这是职责要求的，你不能让整个楼的老百姓陪你一宿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安机关硬件装备的改善相对还比较容易，你只要积极引进一些装备就可以了，加大投入就可以了，而一个文明素质的提高和一个良好职业习惯的养成是长时间的。”

      “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周部长说过的那‘四句话’，看起来是说细节，但很深刻。比如说第一句话叫‘人要精神’，内涵太丰富了。他不光是你要有敬业精神，要有奉献精神，要有不怕苦累的精神，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人更要精精神神的。第二句话叫‘物要整洁’，你可以想象，人如果不精神，物它整洁得了吗？虽然是一个细节，它反映一个队伍的面貌。第三句话叫‘说话要和气’，具体讲是什么意义呢？只有很尊重人家，平等待人，才能够说话和气。最后一句是‘办事公道’，说话不和气，物也不整洁，人也不精神，办事公道得了吗？这一系列好像看起来都是细节小事，但是最后追寻的目标非常大，就是维持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此小节里面透出来的是一个群体的精神风貌。”

　   从1983年从警开始，左芷津先后参与调查了“西安6·6空难”、“北京王府井驾车伤人案”等多起重大案件，在国际刑警组织同行的并肩工作过程中，左芷津“学者警官”的睿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面对这样一位每天都经历着如同警匪片惊险刺激场面的刑警，记者不禁好奇发问：“这种工作干多了，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态度？”

　　对此，左芷津倒是心态平和。他告诉记者：“越是接触这个，我越爱生活，越珍惜生活。因为我们去的现场大部分都是命案现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这个现场上人的生命的失去，他们有的很年轻。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工作，我才越能理解到生命的可贵，我们要过好每一天，我的同事也是这样，好好工作，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