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良，４１岁，不声不响的一个汉子，天津蓟县的一个片警。他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反倒引起争议，就因为在那些被他救助过的人中，有一个是罪犯，一个是该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也是，他为什么偏要帮助那种人？记者下乡去探查。
Ａ：资助案犯的孩子
蓟县东部与河北玉田县交界处，有个小村叫看花楼。村中一条坑洼不平的土道笔直地爬向山冈，道旁上是七上八下的民宅，村民们指着其中一座最破的院落告诉记者说：“你要找的刘世敏家住那儿。”
刘世敏不在，他大儿子刘博赶来接受采访，不好意思地讲述他家的故事。
９年前，刘世敏妻子病故，他带着老母亲和两个上学的儿子艰难度日。村里挨家翻盖新屋，刘世敏的房子透风漏水旧得不成样子，冬天把人冻得要命。他想挣点钱来收拾房子，去做生意，不想却连遭厄运——他在山里收购了满车的苹果去北京批发，不想收回来的全是假币，连借来的本钱都给赔进去；他开着农用车去山东贩运猪崽，途中碰伤了一个儿童，他没跑，主动带孩子去看病，又赔掉了两万多元；从此他赌气不再出门，在自家田里种葡萄，不想葡萄即将成熟时，被人偷打了除草剂，葡萄全黄了……刘世敏为此欠下数万元外债。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面对债主的逼债，刘世敏想到了歪道儿上。村外翻过山冈是邻县玉田的一个村庄，村里有户人家的２６只羊，平时放养在山林里，天黑时候才归圈。刘世敏脑瓜一热，把那无人看管的羊群赶走了，寄放在本村的一个朋友家。
第二天刘世敏张罗着卖羊，但谁会一下子购买那么多羊？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羊群卖不掉，羊儿又得吃草，不然就乱叫，一叫就暴露了目标。他朋友催他赶紧把羊弄走，他只好把羊群放了，轰到村后南山上。
刘世敏以为羊群自己会回家，他偷羊的罪过也就了了。第二天他溜达到邻村丢羊的人家门口听动静，岂料羊群没回家，那家的老太太还因焦急突发脑溢血，一下子死掉了。一听这消息，刘世敏的良心受不住了，他进去告诉人家说：“我知道你家羊群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我家羊群在哪儿？”刘世敏成为怀疑对象。警察把他叫去一审，他立马儿就招了——是良心过意不去。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他被关进看守所。
刘世敏被抓，他老母亲不堪耻辱，从此足不出户。住校的大孙子刘博回家时，老奶奶哭着叮嘱他说：“无论如何，你要好好读书，把你父亲丢掉的脸面给我争回来。”
刘博当时读高一，学习用功，成绩不错。此事对他打击太大，首先经济来源没了，哪里去找学费？其次奶奶８４岁，怎能再让她下地干活？辍学的念头油然而生。４０天后，老奶奶郁闷过度无疾而终。刘博内心悲痛，学习成绩直线下滑。看守所中刘世敏更是痛不欲生。
那时候，刘文良是辖管看花楼村的五百户镇派出所副教导员。一日家住看花楼村的乡干部王德军和刘文良聊天，偶然提起刘世敏的事，感慨地说：“这家伙一时糊涂毁了一个家啊。两个孩子惨了，没人管，特别是老大，学习还挺好。”
听过王德军的话，刘文良心里不是滋味，脑子里两个“孤儿”的影子总在转。他觉得应该帮帮那俩孩子，别让他们辍学。此前他已帮助过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帮了好几年，每月１００元；另两个每人每学期５００元。可他又想那是罪犯的家啊，不比平常人家，别人会怎么看？为此他思考了很久，最后他找到一条依据，那就是为了社会的安宁。他想，孩子总是无罪的，社会生活中由罪犯造成的不和谐“音符”，他片警有责任去把它调正。
五百户镇派出所当时连所长在内总共５名警察。一日在班上刘文良和３位民警聊天，扯起刘世敏的事，他说：“他做的事该着逮他，可俩孩子没犯罪呀。你们说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帮他们一把？”大伙儿商量说，那俩孩子如果真辍学，再受歧视，一旦破罐儿破摔，那一辈子就完了，等于是一个罪犯又制造出俩罪犯；假如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俩孩子知耻而后勇，发奋学习，没准儿还会成为人才。于是他们商定：今后每人每学期捐出１００元。过后，刘文良去和所长说：“唉，我们定了，每人每学期１００块钱，资助刘世敏俩孩子上学，你得带头儿啊。”他和所长是师兄弟，说话不讲理。所长笑着说：“没问题。”
考虑到俩孩子每学期５００元钱太少，刘文良又去杨家楼中学，跟校长介绍刘世敏家的情况，问校长能否免了两个孩子的学费？李校长一听当即表态说：“没问题。你们警察对他一个罪犯的家庭都能这么关心，我们当老师的对自己学生遭遇困难能无动无衷？从今儿起这俩孩子学费免了！上学期的学费，我也要退还给他们。”
班主任得知这一情况，激动地对刘文良说：“这可是救了刘博。自从他父亲被抓，这孩子心理压力太大，情绪非常低落，警察们掏钱资助上学，对他哥俩来说，更重要的是巨大的精神鼓励！”临了，班主任还托刘文良代做刘博的思想工作。
刘文良抽空去找刘博聊天，告诉他说：“你只管上学，费用问题不用担心。争口气，学出个样儿来，让人们看看刘家不是没有能人。”刘博非常感动，想不到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伸手相助的竟是警察。他当即答应刘叔叔说一定要刻苦学习。
随后，刘文良又带着刘博去看守所探望刘世敏。看守所里，父子相见，百感交激。刘文良劝刘世敏好好改造，安心服刑。刘世敏说：“我错了，我服法，可就是放不下两个孩子啊！”刘文良说：“放心吧，俩孩子上学的事情，我们派出所替你包下了。”刘世敏满腹狐疑地用眼探询刘博，当从儿子嘴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顿时感动得要命。
刘世敏获刑两年半。两年半里每逢开学，刘文良准时给学校送去５００元。２００４年刘文良还向镇、县两级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愣从县政府“专项扶贫款”中为刘世敏的两个孩子争取出２０００元助学金。有人笑话他说：“咋这热心哪，那罪犯是你亲戚？”刘文良说：“啥亲戚呀，那罪犯不也是人不？他家的事儿不也是社会的事儿不？”
２００５年５月，刘世敏刑满释放。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借钱买锦旗给五百户派出所送去。那年刘博高考分数够上了大专线，他不上，说是不考上大学，就是对不起几位警察叔叔。结果，２００６年高考，刘博成绩高过重点线７分，顺利地上了大学。
记者采访时，刘世敏去内蒙古打工了，他要用血汗钱供孩子上学，再也不想歪门邪道。
Ｂ：救助绑匪之家
刘文良救助过的“绑匪”付小亮家住蓟县东施古镇柳子口村，如今付小亮早已去世了。记者前去采访时，在村口问路，恰逢正在田里干活的村治保主任付诸段，他说：“这事我了解得最清楚，我领你去吧。”说完在渠沟里洗净了脚，钻进记者的汽车，去找付小亮的家人。
柳子口是个穷村。付小亮原是村里的大户，存款十几万元，但后来，因患白血病，反倒欠下了十几万元外债，家境一落千丈。
２００５年年初，天津某大医院的大夫对付小亮说：“出院吧，回家养着去吧。看好你这病，得百八十万的，你有吗？”付小亮摇头，只好回家了。
此时他家已穷得连口粮都没了。粮食都卖了钱，拿去给他看病了。村委会送来一点麦子，全家人不致饿死，但两个孩子的学费怎么办？谁还再敢借钱给他家？前途无望，贫困交加，付小亮的妻子连死的念头都有了。
然而就在这时，２００５年３月，辖管柳口子村的东施古镇派出所调来了新所长刘文良。
刘文良帮助付小亮的过程颇有戏剧性。本来他是要去抓捕付小亮的，上任前，县刑警支队一位探长对他说：“东施古有个叫付小亮的涉嫌参与一起绑架案，虽说不是主犯，也是算案犯之一。当时看他病得厉害暂时没动他，你去那里当所长，抽空看看他好了没有？好了还得抓他归案。”作为警察，刘文良嫉恶如仇，不会忘了这件事。
２００５年５月一天，刘文良把柳子口村一位干部请来问话：“你们庄儿上有个叫付小亮的？”
那干部说：“有啊，白血病，够呛了。”
“他参与了一起绑架案，我得抓他啊。”刘文良说。
“抓啥呀？拉倒吧，他都活不了几天了。”
刘文良转天去了柳子口村，让村支书付世刚、村治保主任付绪段陪着，去付家查看实情。
走进付小亮家，刘文良看到付小亮盖着棉被躺在炕上，面无血色，瘦得像一把干柴，似乎连睁眼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昏暗的屋子了无生气，饭桌上两块玉米饼子、半根大葱。当妻子的不知丈夫犯下的案子，热情招呼客人，还以为是领导来访贫问苦。付小亮心里紧张，明白警察还没有忘掉他参与过的那桩绑架案。
刘文良不动声色地坐在屋里，听村干部与付妻聊天。付妻倒着苦水，诉说日子的艰难。刘文良听着听着，心里就难过起来。他没想到这个家庭已穷到了将近要饭的地步，特别是即将升入中学的付家大女儿，全年级的学习尖子，却因钱的问题上不起学了。他听得心里受不了，心想别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派出所所长，就是一名普通干部，也不能看到群众走投无路不管啊！于是他仿佛是忘了来的目的，突然弯腰对付小亮说：“不能不让孩子上学，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说完他想了想，一掏口袋，把兜里所有的钱，８００元，掏出来放在炕沿上，轻声对付妻说：“给孩子交学费，剩下的，”他一指付小亮说，“给他买点啥吃吧。”
付小亮惊讶地睁开眼，起初是疑惑地看着刘文良，直到看到刘文良掏出那８００元钱时，他才明白了刘文良的意思，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从被窝儿里伸出两手，躺着给刘所长作揖……
村干部们也傻了，这个所长，不是还想着要抓他吗？怎么突然给起了钱呢？还给那么多？
离开付之后，刘文良给村干部解释说：“我是在帮他的孩子。再说，他即使是罪犯，我们也不能眼看着把他饿死呀。”
十几天后，刘文良又让村干部陪着，再次给付小亮家送去４００元贴补家用。村干部们受刘文良的影响，也以村委会的名义向付提供帮助。
２００５年７月，刘文良第三次让村干部陪着去给付小亮家送钱时，付小亮已经去世。刘文良再次叮嘱付妻说：“千万别让孩子辍学，往后的学费我包了。”
采访付小亮的妻子时，治保主任冲着记者一个劲地挤眉弄眼，原来，直到付小亮死，刘文良也没让他的家人知道内情，没给他的妻子儿女本已悲痛的心灵再留阴影。付妻告诉记者说：“直到现在，刘所长仍在支付着我女儿的学费。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警察。”
Ｃ：带动民警助民爱民
被刘文良帮助过的人多了，直到现在他仍在资助着５个孩子的学费。每年一到寒暑假，刘文良就开始给各个孩子的学校送钱，算了算，得２１００元，全年至少也得４２００元。刘文良的家人知道吗？记者去采访，得知他家并非特别富裕，他爱人在啤酒厂工作，淡季时工资也就几百元，家里还欠着买房的贷款。不过对刘文良资助贫困家庭的事，他妻子、他母亲没意见，说：“他是警察，是共产党员，那是他该干的事情。”
然而，就因刘文良帮助过的人家中有两个是案犯，有些人对他说三道四地有看法。有人说：“贫困家庭多着呢，干嘛非要帮助罪犯？他犯罪了还有功了咋地？刘文良不是作秀，就是脑瓜进水啦。”
也是，刘文良若是帮助的都是正常的群众，那就没有闲话了，他会得到表扬、嘉奖，得到荣誉。而他为什么非要那样做呢？询问刘文良这个问题，没想到他回答得很简单：“创建和谐社会嘛，管他旁人说啥呢。”嚯，这个理由太时髦了，可细想，又的确是那么回事：一个社会，只有在消除了所有不和谐的“色调”和“音符”之后，才能称得上是和谐社会。
事实能证明一切。派出所的民警们看到刘文良连帮助付小亮——这种受累不讨好的事情都肯干，知道了这个新来的所长是在实实在在地关心着群众疾苦，而不是搞个形式做给谁看，时间一久，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青年干警杨向明一日突然对大伙宣布说：“咱怎么就不能资助一个学生？从今儿起我也资助一个！每月少抽它一条烟就有了。”过后，他真的去东施古中学，请校长帮着物色了一名贫困生，也像刘文良那样，从２００５年下半学期起，每学期资助那个学生５００元。
刘文良以身作则，所里的干警们养成了助民爱民的好风气，群众送来的锦旗越来越多。当地的群众都说，“如今警察办事儿越来越有人情味。” | 
